另外一次，一个领导递给他一份“离岗休息”通知，他看到上面第一行字就是“经双方协议……”阿明刚刚表示质疑，对方就很快从兜里拿出了另一份通知给他，这一份里没有了开头的那句话。

　　“他们就是让我走也得走，不走也得走。”单位的做法让阿明有些愤怒，在数次与领导的交涉中，他对他们的感情和信任也逐渐瓦解。

　　他被“离岗休息”后，一些同事发信息问他怎么不来上班了，他都不敢回复。很多都是他要好的朋友，他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解释。

　　他开始加入一些感染者的互助组织，在那里他认识了广州“同志平等权益促进会”的负责人彭燕辉。两人沟通后，很快找到了另一条维权道路：起诉。

　二

　　彭燕辉和阿明第一次见面约在了肯德基。彭燕辉还记得，阿明不像其他求助者，在公开场合他没有刻意压低声调，也不会在谈话中左顾右盼。

　　“他眼神很坚定，逻辑也很清晰。”彭燕辉对阿明的第一印象很深刻，“他做过很多功课，一看就是很认真对待这个案子的样子。”

　　彭燕辉见过很多因为被发现感染艾滋病病毒，在就业上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。但他们绝大多数都选择了沉默离开。对他们来说，自卑，对隐私公开的恐惧，对诉讼缺乏信心，都让他们和维权间保持着“安全”距离。更多时候，他们宁愿生活在阴影里，只要不被发现自己不愿被看到的一面。

　　他认识一个在大学教法学的教师，因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，被学校开除。他清楚学校这么做是违法，但还是默默接受了这个结果，然后再去另外一所学校，祈祷着体检来得慢一点。

　　彭燕辉清楚，口述 妈妈和儿子，国内有着同样遭遇的感染者成千上万。但自从2010年我国出现第一例艾滋病就业歧视诉讼后，迄今类似案件不足10起。这为数不多的几起案件多以感染者败诉收尾，剩下的要么调解，要么干脆直接不予立案。此前唯一一起判决感染者胜诉的案件，也只是以普通的劳动合同纠纷结案，法院没有支持原告因感染艾滋病病毒而被侵权的诉求。

　　阿明的决定让他成为广东省首例艾滋病就业歧视案的当事人。在互助群里，有人鼓励他，“你很勇敢，我们永远支持你。”也有不少人说一些丧气的话，“自己得了病还抛头露面”，“告也告不赢”。

　　与律师邱恒榆见面后，阿明更加确信了自己被违法侵权的事实。

　　用人单位要求阿明“离岗休息”的唯一依据是《实施办法》第十八条，而这一办法是原卫生部依据《传染病防治法》制定的。在2004年《传染病防治法》修订后，就将艾滋病排除在“需要采取预防、控制措施”的“甲类传染病”外。

　　在2004年修法的草案说明里，也明确了“将原来按照甲类传染病管理的艾滋病改为按照一般乙类传染病管理”。这意味着，现行的《传染病防治法》里，艾滋病和乙肝属于同一种管理方式。

　　“《实施办法》与上位法《传染病防治法》相抵触，所以不能适用，这对于一个合格的法律人而言是个显而易见的结论。”邱恒榆在一审的上诉书中写道。

　　2016年4月，阿明先申请了劳动仲裁，但他的意见没被采纳，仲裁结果“几乎是按照用人单位的陈述写的”。

　　“虽然有输掉的心理准备，但是没想到输得这么彻底。”阿明笑笑说，这次仲裁结果让他有些后怕，“这么明显的法律适用问题都不考虑，那作出什么样的裁决都有可能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