打击不仅于此。案子递到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后，法院虽然支持了他们“艾滋病感染者不应被隔离治疗”的诉求，但却认定单位要求阿明“离岗休息，工资福利照发”属于“企业内部管理事项”，以没有侵害劳动者权利为由，判决阿明败诉。这是今年2月24日的事情。

　　连续两次失败也让阿明开始怀疑自己的坚持，他几乎就要相信自己会像之前的那些判例一样了。

　　如今再回忆起这漫长的诉讼，他也说不清自己走下去的驱动力究竟是什么。有时在互助活动里，看到“沉默的大多数”，他忽然想为那些同命人发声。有时看到律师和支持者认真的样子，他又会觉得自己在被推着走。

　　不管动力来自哪里，他都确信一点，如果家人反对，这条路他半步都走不出。

　　阿明是在被“离岗休息”后的那个寒假，把感染的事情告诉父母的。

　　那是他回家后的第二天，他把父母叫到身边，说要告诉他们一件事。

　　“我得了艾滋病。”说出这句话时，他很平静。

　　气氛瞬间陷入一片死寂里，父母没有哭泣，没有歇斯底里，只是各自低着头不说话。他本来已经准备好了迎接一阵狂风暴雨，但父母只是心疼地安慰他：“既然得了病，就好好治疗。”

　　有时候，爸爸或妈妈会忍不住抱怨一句“你怎么会得这个病？”可往往话没说完，另外一人就会打断这个问句，小心地瞟向儿子，“讲这个干吗？”

　　父母并不支持他起诉原单位的做法，但也只是每次打电话时问下诉讼的进展，然后就不再说什么。

　　“他们害怕影响我跟单位续约，另外他们担心这个太浪费精力，必输的官司会打击到我。”阿明停顿了一下说，“他们是情感上支持我，理性上反对我。”

　　但对他来说，这样的支持已经是他往前走的巨大动力了。他曾去广州的传染病医院做过志愿者，在那里他见到过感染艾滋病病毒后被父母抛弃的病友，“扔下两千块钱，就再也不见了。”

　　彭燕辉告诉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，很多父母都接受不了子女感染上艾滋病病毒的事实。有人把孩子隔绝开，有人干脆把孩子关起来。

　　“本来感染者就比较绝望、自卑，心理很脆弱，家人如果再不支持，很多就成孤魂野鬼了。”在接触不少感染者后，彭燕辉说他见识了太多悲剧。

　三

　　二审开庭前，律师邱恒榆接到法官通知，要开庭审理这个案子。这让他隐约看到了胜诉的希望。

　　“一般这种民事案件的二审，书面审理再加上庭询就可以了，很少开庭。”邱恒榆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阿明，他想给本来没抱什么希望的当事人增加一点“信心”。

　　紧张感不仅在诉讼双方身上，这个案子对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来说也是挑战。

　　“在办理案件过程中，合议庭发现社会公众对艾滋病的认知尚有较大局限，谈‘艾’色变、‘恐艾症’等情况在一定范围内广泛存在。”广州市中院民事审判庭庭长、本案审判长陈冬梅坦言，话题的敏感对合议庭是一个不小的压力。

　　二审结束后，二审主审法官年亚翻看相关报道。他发现，尽管点赞的也有，但更多黑压压的评论都在质疑法院的判定结果。他记得一位网友说：“法院既然觉得感染者不应该受歧视，为什么不招聘这人到法院工作，最好去饭堂就职呢？”